在條件落后、環境艱苦的陜甘寧邊區，延安自然科學院逐漸成為科學教育蓬勃發展的科學園地。這塊科學園地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全力支持，在具體的教育實踐中成功實現了自由探索與集中領導的有機結合。
營造自由探索的科研和教學氛圍
在1941年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邊區政府明確規定：“獎勵自由研究，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才，保護流亡學生與失學青年。”此后，《解放日報》連續刊發文章，指出邊區需要各種各樣的科學知識，并指出，要能掌握這些知識，就必須一方面積極地號召各種專家及知識分子，幫助和鼓勵他們從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須提倡勇于追求真理而不顧忌一切因襲教條的作風，提倡自由獨立的研究作風。自由研究也被認為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的重要體現，“必須把自由研究的風氣大大地開展起來，不但在陜甘寧邊區要這樣，而且在一切抗日民主根據地也要這樣”。
作為自然科學院的院長，徐特立反復強調自由研究的意義，并為此呼吁：“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只要他們能認真進行自己的研究，本著學術的良心來正視現實的問題，他們就能夠對于真理的發現有所貢獻。中國共產黨不但不輕視，而且非常尊重這些貢獻，……在邊區，不但要大大的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且還要團結各學派的學者和理論家們進行各種各樣的科學研究工作，幫助和獎勵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動。”即使是對于自然科學院是否開展科學教育及如何開展科學教育這類問題，自然科學院也沒有壓制不同意見，反而始終認為“原則上的爭論，應該發展，因為只有爭論才會有新的理論產生出來”，只不過為避免“只有爭論沒有結論”使得“科學界的負責人舉棋不定”的情況出現，選擇一邊鼓勵爭論，一邊推進教學工作。對這一問題，徐特立提出：“我們希望科學界發展爭論，在理論上可以不做最后的結論，但實際工作必須做出正確的結論，以便有規律的進行工作。”在中共和自然科學院的培育下，邊區的“科學和藝術受到了應有的尊重”，“思想創作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因此，科學的活動“在這里發現了一個可在其中任意馳騁的世界”。
在此基礎上，延安自然科學院教員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他們對教學工作非常負責，認真研究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教授不同科目的教師協同開展教學，“貫徹執行少而精、啟發式、討論式、實驗式等原則的教學方法”，建立了一套頗為前沿的教學體系。在這套教學體系中，“基礎課，主要由教員重點講授；技術基礎課，由學生自學為主，教員著重于提要、啟發、釋疑；專業課在生產實習中邊干邊學”。為了提高教學質量，有的教員“既當老師，又當學生，師生互教互學，根據同學的接受能力講課”。除此以外，“教員不僅在課堂上要負責，并且要在學生全部學習過程中負責。對于學生的學習、生活、思想各方面的情況，都有細致的了解，親切的關心和具體的幫助”。因此，從自然科學院走出來的學生，往往為教師熱情的教學態度、科學的教學方法和卓越的教學能力所折服，數十年后依舊印象深刻。例如，肖田和師秋朗曾是自然科學院的學員，多年后，他們回憶起自然科學院，依舊記得科學院的教師“講課時深入淺出、循序漸進，力求課堂上消化理解”，“對個別學習吃力的同學，教員不辭勞苦給予個別輔導，務使人人不掉隊”，尤其感念“化學教員夏淑惠把自己的孩子鎖在窯洞里給我們上課，孩子（把）嗓子哭啞”。
使科學教育較好滿足現實需要
延安自然科學院創立之初，集中領導的制度和風氣沒有形成，自然科學院與其他科技部門之間聯系不多，各自為政。例如，“軍事工業局、邊區工業局與自然科學院三個大的科學技術機關中間工作關系仍未打通，呈現‘三不沾’的現象。本來合起來可唱一臺大戲，但分開了什么也演不成”，各自為政的局面使得個別較小的問題各部門自行解決，全面的繁重的問題則無人敢問。由于邊區工農業急需開展科學生產，分散的、孤立的科學教育，難以滿足生產需求。比如，邊區本計劃煉鐵，由于各個單位都不敢承擔建設煉鐵廠的任務，方案提出兩年后，還是沒有實際推進。自然科學院雖有理論儲備，但也不足以承擔煉鐵重任。
面對這一困境，自然科學院的科學家主動提出，要建立科學與技術的統一領導，使開展科學教育的機構與邊區的其他部門相互配合。隨后，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對科學教育和科學研究的整體領導，統一規劃科學教育和生產建設工作。自然科學院先后建起了機械實習工廠、化工實習廠，以及酒精、玻璃、肥皂、制堿等試驗性的工廠，并配合其他生產部門，開展研發試制工作，或是直接參與生產勞動。為了解決煉鐵難題，自然科學院的師生動手建了一座煉鐵的高爐。機械工程系的學生將金屬材料這門課程搬到了煉鐵廠，參加煉鐵實習，據在該系就讀的學生回憶，“邊講邊實習，給我們很深的印象”。煉出鐵后，機械系和化工系的學生又一起制作手榴彈的彈殼，為邊區軍隊提供武器裝備。自然科學院的師生還接受了制造玻璃器具的任務。經過一系列復雜而艱苦的試驗和多次失敗后，自然科學院的師生不僅終于成功制造了玻璃，還創建了能年產針管14萬支、痘苗管4萬多支的邊區第一個玻璃廠。
自然科學院在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配合生產和戰爭需要，與其他科研機構協同工作，實現了科學教育與科學生產的有效結合。時人因此感慨：“前方需要酒精和炮彈，科學工作者就在生產實踐中摸索試制酒精、炮彈；邊區缺糖，就研制糖；醫療衛生缺乏醫藥和器械，就研制醫用薄荷、甘油、手術工具等；工農業生產急需各種建設人才，自然科學院和邊區各地的工農業技術訓練班就培訓并運輸各種人才……科學技術與生產實踐結合得如此緊密。”
在與生產相結合的過程中，自然科學院的科學教育發展出了獨特形式。一方面，自然科學院鼓勵師生在科研和教育過程中自由思考、相互爭論、自由探索；另一方面，自然科學院也領導科學研究和科學教育，使之與現實需要相結合，通過與軍事工業局、邊區工業局的合作來實現教育機構和生產機構的協同工作。經由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戰爭和生產的需要為科學教育指明了大致方向，而具體的教學內容和教學形式卻交由科技工作者自由探索。這樣，在這塊科學園地中，自由探索與統一領導便不再矛盾，而是有著各自的范圍與效用，能夠相互配合，共同推進科學事業的發展。（摘編自《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2020年第5期 熊成帥/文）
信息來源：人民網
